第二，《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原则是选择复议，复议前置只是例外。
其一，《宪法》第5条第2款从法的安定性的角度，奠定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形式前提。[81]总体上看，相关论证既缺乏构成要件式的内涵提炼，也缺乏充分的统计学支撑，解释力相对不足，容易引发争议。
[21]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 （台湾地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0页。[69]此外，刑法的立法实践还应预防以形式上的从轻为由，使新增的轻罪溯及既往，造成对于被告人的实质不利。[6]他们虽是来自部门法的提问，但其所观照的却是法不溯及既往能否以及如何规范立法者的宪法性问题，还需由宪法来作答。对于跨法行为而言，尽管溯及力基准时位于新法生效之后，且新法仍然向后生效，但是基于构成要件的连续性，新法能够通过影响当下未决的要件事实，影响部分在旧法时代已经成就的要件以及附着其上的法律地位，甚至间接地使公民基于旧法作出信赖表现时所形成的对未来的期待落空。例如，有环境法学者在环境污染法律关系中，将更好地修复污染场地，保障人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有利溯及的审查基准。
杨登峰指出，只有将法不溯及既往上升为宪法（立法）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法的安定性，才能彻底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不受侵害。[6]参见陈鹏：《刑法有利溯及之例外条款的合宪性限定解释——基于牛玉强案的思考》，载《法学家》2012年第4期，第29-39页。结合立法法第80、81、83和84条的规定，关于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至少可以作出以下法理判断：一是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这个基础性立法效力问题是重视的，空间效力是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某一个经济特区法规制定机关出台的经济特区法规内容与经济特区之外的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明显相冲突，经济特区以外的行政区域国家机关就可以经济特区法规只能在经济特区范围内有效而拒绝加以适用。当然，在组成联邦的州或行政区域内生效的法律法规除了本州或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法规之外，联邦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在组成联邦的所有的州或下属行政区域也具有法律效力。很显然，这种解释方法不利于设区的市的国家机关有效地保证其行政区域内由自治县人大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权威。也就是说，本行政区域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生效。
例如，2001年北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第6条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守法制统一原则，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要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和执行。由此可见，作为地方性法规的上位概念中国法的空间效力在立法实践中本身并没有完全被限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生效，而是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将空间效力延伸到主权管辖范围之外，即具有域外效力。
因此，国内法域外适用应指一国国家机关，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将本国法律法规等适用于本国管辖范围外的人或行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否定了地方性法规的纵向性空间效力。如果从立法法第81条第1款所规定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需要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的相关规定来看，至少从法理上可以推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在批准该地方性法规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所在的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肯定是有效的，至于在省外是否有效或者是能否约束中央国家机关，就无从知晓了。例如，深圳经济特区在刚刚设立时，其范围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新区、光明新区、大鹏新区、坪山新区、南山区以及盐田区。
由于经济特区法规只在关内适用，空间效力受到了限制，导致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出现一市两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鹅埠、小漠、鲘门、赤石街道有关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解决地方性法规的一般性空间效力必须依托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的机制。（三）对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可以将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扩展到所有层级的司法审判中关于地方性法规在人民法院司法审判中的效力，尤其是下级层次的地方性法规能否在上级层次的法院审判中予以适用，这个问题涉及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的纵向延伸能力。
所以，不论是地方性法规正式生效前还是生效后，只要能够过得了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关口，其所具有的区外效力就不容轻易被否定。因此，经济特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威不断受到质疑，这些问题值得法学界认真加以研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因此，立法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上述不得与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与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含义是不完全相同的，需要通过立法解释的技术才能加以甄别。
同年11月5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保障善治，国内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保护主义原则的出现，产生了一个州的法律可以适用于发生在另一个州的具体的法律事实，形成内国公法适用范围扩展的概念，即州外适用，并逐渐从国内法领域拓展到国际法领域。然而，单一制国家的立法体制，存在着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监督原则，只要是没有被中央立法机关经过立法监督和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程序判定为违宪或违法的地方性法规，即便不属于本行政区域立法机关制定的，也要予以尊重，否则就构成了对共同的上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威的冒犯。《关于广东省人民法院、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执行深圳市洪湖大厦发生争议案的复函》也明确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这一经济特区法规作为地方法规只能在辖区内发生效力，且不得对抗国家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立法法并没有对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只是对特殊类型的地方性法规确立了可以适用的区域范围，解决了与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相关的部分实践问题。然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空间效力却与经济特区法规的空间效力明显不同。
与经济特区立法机关享有经济特区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双重立法权相似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根据该决定，在此前通过的先行有效的120项特区法规中，有101项特区法规自2010年7月1日起在扩大后的深圳经济特区适用。
例如，在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行政区域没有扩容之前，经济特区法规只能在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局部或特定范围内生效。凡是具有上述情形之一者，均可被视为该当事人与该州有最低联系，该州法院即可对其行使管辖权。
2015年修订立法法时赋予了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并且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要经所在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所以，设区的市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与其下属的自治县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为都需要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故在空间效力上都应当推定为在设区的市和自治县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效。立法法第84条对特殊性质的地方性法规，例如经济特区法规、上海浦东新区法规和海南自由港法规都明确了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具体空间效力范围。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从现行立法法的规定来看，与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其他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具有一样的空间效力，至少没有严格的受限的空间范围。该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目前，法学界并没有深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9月27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条例在规范地方性法规的横向性空间效力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
立法法第80条规定了省级地方性法规的产生程序和方式，但没有明确省级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为进一步提高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能力，扎实推进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尽快解决特区内外发展不平衡、特区发展空间局限和一市两法等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扩大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批复》。
因此，可以说，联邦制国家的州或下属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的空间效力非常具体和清晰，即只在制定法律法规的组成联邦的州或下属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内有效。为了防范地方性法规对司法审判不当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性法规的纵向性空间效力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完全否定其适用的效力，而是采用司法审查的手段来解决在不否认地方性法规的纵向性空间效力的前提下有效地维护中央立法的权威性。
地方性法规的整体效力、局部效力和特定效力都是内涵和外延相对比较清晰的空间效力，都有在制度上可以清晰加以识别的界限和标志。由于自治县人大本身没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立法权，因此，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空间效力就不能仅仅限制在自治县的行政区域范围内，而应当与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
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的纵向性空间效力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过程中也受到来自上级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合法阻击。很显然，制度设计方面立法法在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上还存在着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空间。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权来看，立法法确实把本来应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权授予了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法第82条第2款规定，除了立法法第11条明确规定由法律加以规定的事项之外，其他事项如果国家层面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
问题的关键是地方性法规是否具有区外效力。也就是说，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机关所在的行政区域范围之外仍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二）立法法对于一些特殊性质的地方性法规设定明确的生效区域范围，体现了立法法对特殊性质的地方性法规所具有的空间效力的高度关注如果说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没有明确一般原则性的立法立场和要求，与此相对照的是，立法法并没有忽视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这个基础性的立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意味着，设区的市在立法源头上就消除了地方性法规可能与中央立法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具有补充中央立法不足的规范功能。
参加重要的国际比赛和国际展览会等外事事项需要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批。很明显，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省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约束设区的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这体现了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效力优位，当然，这种上位法相对于下位法的优势地位只能体现在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经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生效之前的备案审查阶段。
